书法杂议 周宗岱
书法杂议
周宗岱
形、声、义不可分割
汉字，是十多忆中国人的通用文字。
所谓通用，就是说，一个汉字的形、声、义都是大家早已约定的，不能任意更改的。如果任意更改，别人就听不懂、看不懂，汉字就无法通用了。早在秦、汉，国家便数次予以规范，使之标准化。
汉字的通用性，形、义、声有程度上的差别。形与义很规范，唯有读音，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加之中国幅员寥廓、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等诸多原因，演绎成许许多多的方言。有的方言，外地人无法听懂，难于交流，因此，就有了推广普通话的举措，使汉字的读音标准化。
汉字是通用语言符号这一本质，决定了其形、声、义的不可分割，牢牢地制约着书法艺术的发展。
书法家用书，求创新、求个性，而广大的审美者都要求认识，即识其形、知其义，诵其音。不认识，就难于欣赏，无从喜爱，不予接受。试看招牌、告示、碑文之类要广大人民好认的书法，绝大多数是易识的楷书、行书。
在汉以后，篆书与草书是供审美的书体，并不考虑广大人民是否认识，却仍然篆有篆法，草有草法，不得乱写。否则，就是书界中人也无法认识，不予接受了。
八十年代初曾有年轻朋友倡导“纯粹书法”、“无标题书法”，主张舍弃字的义，任意组合些字形好看的字写成作品。此说不久便消声匿迹。广大人民看书法作品绝不肯舍弃字义，不理睬这种主张。试问，这位先生作书送给岳父，赠给上司，敢不敢按自己的主张，写些“坏蛋”、“毒蛇”之类的字呢?你能申明书法只需形美，与字义不相干吗?
汉字是通用文字，就决定了书法艺术绝不能单纯以视觉形象供人审美，在书法的审美过程中，是形、声、义同时起作用的。意义不适合，读音不畅美，都破坏这件书法作品的审美。
不仅仅是书法的审美，在书法的创作过程中，汉字的义也起重要作用。作为书写的内容，字的义，即是书者的情与意，必然影响甚至决定书法的视觉形象。故王羲之的《兰亭序》，洒脱而旷达。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悲凉而沉郁。《黄庭经》、《勤礼碑》却是规规矩矩，工整精严的。
中国、日本书法有别
日本的前卫书法兴盛，推动了中国前卫书法的萌动，书坛又多一枝新花，当然是好事。然而，中国书坛的前卫派一直时兴不起来。
其根原因，在于汉字在中国是通用文字，在日本却不是。
日本的通用文字是假名，搞书法却写汉字。即非通用文字，便成为纯供欣赏的视觉艺术，可以任意变形，直到成为不是文字。前卫书法兴盛的可能性就大了。
中国人看书法时无法变开字的义与音，而且书法的视觉形式美与文字内容，诵读音韵相生相发、相得益彰，丢掉文字的意义与音韵，就减少了吸引人的手段，太不合算。
科学导致书法大变
书法，总是在实用与审美两大功能的合力牵引下发展的。
在古代，书家更多的是在为实用即作书。写书信，写考卷，写奏章，写告示，乃至著书立说，写碑文墓志，时时离不开毛笔。
十多年前，知识分子多用钢笔。现在呢，电脑前一坐，问题一切解决。可以修改，可以打印多份，可以存盘，可以上网，发到美国、欧洲，立时收到。可以用宋体，也可以用仿宋，黑体、楷体、隶体、行书、美术字。可以放到几米大一个字，也可以小到五号、六号字，整齐、清晰，而且速度远比手写快，多好呀!知识分子可以几乎不用笔了。
因此，今日为实用而用书的就大大减少。只要拿起毛笔写字，一般都是玩艺术，是为审美而用，这必然使书坛大变。
今日书坛，多写行草，这更轻松，更能宣泄心声，表情达意。多写大字，因为书法作品多在展厅与观者见面。风格则追求多样、变异，追求冲击力，力求引人注目。
工整的小楷几手没人写了，规范的馆阁体不见了。
是科学的发展，决定了书法的大变。
时代变了，人变了
年纪大一些，关注书法进程的人都明白，当今的书法界人士与半个多世纪之前，大不相同了。
以前弄书法的人，是文人，这些人读经史、作文章、做诗词、当官治国，每天离不开毛笔书写。那时，爱书法、弄书法、买书法的，便是这些人。我们数一数，从锺繇、二王数到何绍基、于右任，大书家有几人不属此类?这些人都有厚实的文学根底，有固化了的文人趣味，他们是大官、是学者，或者是艺术家，不靠书法牟取美职佳薪，养家糊口。书法，是他们业余的玩意儿。尤其是功成名就之后，多玩玩书法，修身养性。写得好，自然出名，也可以换来全珠宝玉的。然而，那是结果，不是动机，可以说，前朝书家，是业余的，不是职业的。只有怀素，邓石如等极少数人例外，却也按主流的模式，修炼成了文人。
当今书法界中人，大不同了。
当今的读书人，除了中文系，所学主要是致用的理工、外语、计算机之类，经史、文章、诗词、小学不再是主攻方向，致力之处不用，不仅导致知识结构不同，更主要的是导致了趣味的不同。“文人”，不等同于“知识分子”，文人同时也是审美趣味的界定。
当今书坛中人，没有前朝书家那等官爵、俸禄、家产，大都是无产者，要吃书法这碗饭，书法成为职业。
牟利的动机，必然导致行为与后果的根本不同。当今书坛，掩不住的心态浮躁、根基浅薄、求奇求怪，哗众取宠，我们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被功利主宰，书家便易丢失自我。尽管今天“个性”、“自由”喊声震天，其实，不知不觉中，大家都被流行风卷了进去。随了大流，还谈什么个性，谈什么自由!
试看湖南的前一辈书家：齐白石、谭延?、毛泽东、黎泽泰、周达、周昭怡、胡六皆、李立、史穆、颜家龙、王超尘，哪一个没有鲜明的自家面目?挂在展厅，我们老远就可以指定：这是谁写的。现在的中青年一辈呢?我们还能老远分辨出来吗?
书法的时代气象
前人云：从书法中，可窥见一个时代的“气象”。这可不是无稽之谈。
汉碑，庄严博大，雄强拙●，诚为盛世之书。
东晋、南朝之书，虽儒雅风流，其雄强有力的一面，却远逊北朝。
唐碑兼南帖的儒雅、北碑的雄强，堂堂正正，沉稳自信，亦为盛世之书也。比之汉碑，又显露出更多的文明雕琢。
宋人更轻松自如，却没了唐人的气势，国力弱了下来。
明中叶以后的书法，如徐渭、祝枝山、傅山、张瑞图等的行草，大都狂乱●结。这是当时社会心理呈现的气象啊!其时政治黑暗，内忧外患，社会动乱，天灾连年。这种情况之下，书家谁能有着安宁的心境?谁不郁结着狂乱而苦闷的心绪?傅山等人的行草，呈现的是一种败王之象。
这不是讲迷信。大家都明确：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书法艺术是书家的心灵的宣泄，那么，一个时代的书风怎么可能不反映这个时代的普遍的心理状态呢?是自信、是惶惑、是怯懦、是雄强、是安定、是混乱，那有不从书风中反映出来的道理。
今日的流行书风，急于名利、躁动不宁，我为之心忧。然而，那思想自由、敢于开拓、欣欣向荣的气象，我又为之鼓舞。
贵在独创
看欧美老影片，闺女说：“以前的影片总是没有现在拍的好看。”
是这样。这是因为电影历史尚短，近年才发展到这门艺术的成熟期。
一门艺术，在其初生到成熟这一阶段，绝对水平是越来越高。节节上升，前期的没法和后期的相比。然而，在达到其成熟期以后，那些大师们便如群峰耸立，每位大师，在他所占据的坐标点上，都是最高峰，都达到了此一风格的极限，无人可及。另一位大师，只能在另一坐标点上崛起。
大师与大师，重要的是风格、趣味的不同，绝对高度则难于相较。
散文中的司马迁、班固，诗中的李白、杜甫，词中李后主，山水画中董源、巨然、范宽，都是这等高峰，标志着这门艺术的成熟。
王羲之被专为“书圣”，并不是他的书法绝对压倒任何人，他也只是将他那一种美的类型推到了极致。雄伟庄严，他逊于颜真卿；狂放恣肆，他逊于张旭、怀素；拙朴奇伟，他逊于双●和嵩高灵庙碑……。
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特享崇高地位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将今体书法推到了美的极致的人。
王羲之以后的书法大师，不管有意无意，都是在另一坐标点上崛起，创造出另一种美的极致。
尚本色
艺术，尚“本色”。
殷商甲骨、两周全文、秦汉简牍、北魏造像记，怪模怪样，却都是“本色”的，而不是装出来的。这正如黑人部落的歌舞。
今人凭“创作意识”写成的作品，多非本色的，是装出来的，有如香港明星的摇滚、迪斯科，装成欧美模样。
无意为佳则佳
书法，有“有意为之”，有“无意为上”。
古人，是明确主张“无意为佳则佳”的。人称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不都是无意为之的作品吗?
许多书者也有这样的 体会：有意写一件好作品，往往并不理想，而随意地、偶然地作书，却会出现满意之作。
无意为之，则自然、不做作。“创作意识”强了，就免不了装模作样，难得自然。
行笔快与慢
米芾自然“刷”字，按笔于纸，运行快，且不着意于运入场中的变化。
史称赵孟●行笔最快，每日可书万字。我不信能写那么多。且赵书线条温文娴静，无疾掠之病。
行笔慢当推王蘧常与节可染。王书干而涩，非慢不可。李可染自称跟齐白石十年，用笔管得一个“慢”字。李可染作书作画，行笔有如鸡啄米、锥镌石，一连串的点，积点而成线，有时甚至真成了一连串的点。又似甲虫、坦克爬过泥地的轨迹。齐白石用笔不疾掠，却不似这等慢法。
李可染题画之小行书沉着自然，极佳。写字稍大的书法作品，则行笔、间架都过于着意，不为上品。然而，其个性特色是很强的。
黄山谷用笔
黄山谷书，用“摇”笔，即部分笔画作不规律的和微微摇摆，使线条不单纯，妙趣无穷。以前书家无此意味。
“摇”笔不同于“颤”笔，清道人作书用颤笔。颤笔摆震均匀而急速，呈着意之痕。摇笔是略作不规则的摆拂，幌悠悠地，妙在有意无意之间。
摇笔行笔必慢，快则一掠而过，意趣大异。
摇笔法执笔宜高，执笔高则手指的微小的摇动都被放大显现纸上，其摆动不着意。 执笔低则笔道的任何摆动都是手的着意为之的动作，便见做作。
看石鲁的字
四人帮垮后，石鲁在长沙岳麓山举办个展。看到他写的大字，我说：石鲁活不久了!
他那笔画都是拼命喊叫、声嘶力竭，要断气的样子。周宗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