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邕人品书品论 崔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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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8年3月01日 23:48

李邕人品书品论

崔国强

李邕其人,是中国文人史、官宦史上的沉重话题;

李邕其书,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李邕,字泰和,亦称太和,曾出任北海太守,世称李北海。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人。生于公元675年(唐玄宗上元二年),卒于公元747年(唐玄宗天宝六年)。

人品大略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其经历大多和官宦紧密联系在一起,官托书声,书借官播,至于其姓其名均为官号所代,比自己的真实姓名更为人乐道,如右军、平原、率更令等,不一而足,李邕亦不例外,因出任过北海太守,世称李北海或北海。

然而,李邕的仕途却是坎坷的,结局也是悲惨的。

独辟仕径

李邕出生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从父祖辈继承下来的血统,注定了他要有所作为,要成为“人上人”。

为此,他努力拼搏,不懈奋斗。

而在唐代,通向“人上人”的正道几乎只有一条:开科取士。不知什么原因,是不屑于走别人致仕的老路,还是屡试不第?总之,在有关李邕的生平资料中,没有见到“中举”、“进士”的记载。说明李邕以后的仕宦生涯,不是通过“开科取士”这条道上去的。

赴考中榜,这是“敲门砖”,没有“敲门砖”,官门怎么开?只有另辟仕径。

李邕选择了以文名作“文凭”、博得上层垂青为进升阶梯这条路,来实现自已的既定目标。

他发愤攻读,立志求学,不分昼夜,孜孜不倦,在时人称为《文选学》专家的父亲的教诲、熏陶下,学业日进。博闻强记,精书法,善辞章,以致“少有才名”。

凭借与已登弟进士的好友崔沔的关系,李邕进入麟台秘阁读书,并有机会接触主管秘书阁工作的麟台少监、知凤阁侍郎李峤,并深得李峤赏识。30岁那年,在时任内史的李峤、监察御史张廷()推荐下,终于获得了左拾遗的官职,从此踏上仕途。

刚正不阿

能以文名博取官位,说明李邕的学识功底是扎实的。

为学以致用,一展人生抱负,李邕表现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慨,敢说敢为,一身正气。如当时皇帝武则天的幸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在朝中无作非为,大臣们均敢怒不敢言,只有御史中丞宋●奏请武后,要将二张治罪,武后大为光火,这时李邕挺身而出,帮宋●说话,明此事“事关国家兴亡”的道理,使武后依准了的奏请;又如唐中宗时,术士郑普思皇后韦氏、皇妃上官婉儿内外勾结,结党营私,中宗却欲封郑普思为秘书监,李邕又斗胆书,坚决反对。为国为君,冒着杀头的危险力谏,其行其慨,只有胸怀浩然正气者方能办的。

后来李邕书名、才名大了,“人奉金帛以请,前后所受巨万计,然能拯孤恤穷,家无厚积。”一方面,他通过撰文、书法这一创造性劳动收取报酬,另一方面,慷慨捐赠,拯孤恤穷,回报社会。桥归桥,路归路,这些均反映出李邕刚毅耿直性格之一斑。

颠沛流离

好不容易进入仕途,期望一步步往上爬,不料却为同僚所不容。两年后,李邕即被逐出朝廷,出任南和令(今河北境内),复贬为常州司户(今江苏境内)。自此,时浮时沉,一发不可收拾。

36岁时,他被起用为左台侍御史,37岁又贬为今海南境内的舍城县丞,39岁时任今江西境内的江州别驾,41岁时入朝为户部郎中,42岁时又贬为今浙江境内的松阳令,途中改任括州司马,44岁时升任今重庆境内的渝州刺史,47岁时调往今江苏境内的海州刺史,49岁调任今河南境内的陈州刺史,52岁被控贪赃枉法下狱,免死贬到今广西境内的遵化县任县尉,54岁升任湖南境内的澧州司马,61岁调任今浙江境内的括州刺史,64岁调任今山东境内的淄州刺史,67岁调任今河南境内的滑州刺史,70岁调任今河南境内的汲郡太守,72岁调任今山东境内的北海太守,次年五月被杖毙于北海任上。

三十八年之中,李邕易官十八次,其中升八次,降五次,平调五次,贬降最大的一次连降六级,从“从三品”降到“从九品下”;足迹转遍了中国现今的十个省份,其中三到河南,两到江苏,两到浙江,两到山东,两次回朝,一次下狱;最远的离京师长安七千四百六十里。交通不便,音信不通,水土不服,民风不熟,其生活之艰,其流离之苦,令人不寒而栗。最后,还遭政敌暗算,陷其有罪,被活活打死。

放浪形骸

自负其才,意气用事,顺则意气风发,桀傲不群,逆则悲观失望,玩世不恭,是不少文人学士的致命弱点,李邕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升降无定,漂泊流离,使李邕的性格扭曲,变得复杂化。

当李白、崔颢这些以后成为大诗人的学子去拜望他,希望能得到他的提携时,只因为当时他们是布衣,李邕表现不出象李峤赏识提携自己一样的热情,李白谒见他之后,留下的是“丈夫未可轻年少”的忠告;召崔颢见面,仅因一语不合,便以“小子无礼”逐出门庭。而对于估计今后对自己有帮助的朝中左拾遗孙逖,虽比自己小二十多岁,仍屈驾前往府中拜访。相对与前两位年轻人的态度,难免有巴结逢迎之嫌。自己所写诗稿,得到了玄宗的夸奖,便忘乎所以,宣称得皇上厚爱,可能入主宰相要位,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特别是在海州任上的两年中,感觉已近知命之年,怀才不遇,对前途悲观失望,突然,理想、抱负的大厦轰然倒塌,责任、良知随之葬于瓦砾之中,竟然唆使手下杀害海外来通好的使者,夺取不义之财;收罗作奸犯科之徒,充当他们的保护伞;纵容门客胡作非为,危害一方百姓;贪货求财,奢靡无度,干下了一宗宗荒唐可恨的丑行。这些,无情地积染了李邕人生、人格上无法抹掉的污点。

声名广播

古今将相今何在,惟有饮者留其名。事实上,饮者没有别的特长,是不可能留下醉名来的,真正能使人留名的,还是文功武治,即使是一手好文章,一笔好字,也足以使天下人知。

除在海州任上有些荒唐外,在其他任上,李邕还是忠于职守的。敢于谏言,兴修水利,筑路通桥,奖励义举等等,干出过不少为人称道的好事,政绩还是可观的。而更使李邕成名的,是他的文章,他的书法。

李邕才思敏捷,妙笔生花,以致朝中大臣,社会名士,以索得李邕的文章、书法为一大快事,在特别注重孝道的唐代,官宦们不惜重金,请李邕为其父母撰或书写墓志铭。李邕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文章传遍天下,碑刻广立山川,名声越来越响,成为当时士子学人崇拜的偶象。睿宗年代,新科学士王翰私将海内文士排队,将李邕定为“第一等”,张榜于吏部衙门之外;玄宗开元十四年,李邕因被控“状涉贪狼”,被捕入狱,勘为死罪,许州人孔璋向皇帝上书,宁可代李邕一死;李邕频朝贬斥,到处迁移,人们闻说李邕要从某地路过,争相一见,所经之地,常常道路拥塞,街巷不通,被人们视为国宝古董,时情时景,不在当今追星族追逐最喜爱的歌星之下。

综观李邕一生,道路坎坷,性格复杂,文才可敬,下场可悲。皇上赏识他,人们喜欢他,好友提携他,同僚排挤他;自己任性、放浪、自弃、疏礼的性情,难以融入当时以儒道为正统的官宦思想体系之中,其言其行,有时甚至授政敌以柄,这些,均是李邕可悲结局的注脚。

然而,李邕作为一代文化名人、书法大家,为文化艺术史增添了十分光彩的一笔。

书艺简析

唐朝书法艺术是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书家辈出,群星灿烂,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李邕、孙过庭、怀素、张旭等等,都如一颗颗耀眼的明星,闪烁在中国书法艺术的上空。

其中李邕,如人所评:“唐人大抵多能书,李北海尢为当时歆艳”。他的书法特色是:结体开张,险劲惊绝,用笔动静结合,雄健峭利,形成了豪迈洒脱的艺术风格。

硕果累累

李邕书名之盛,冠绝一时,总结其一生,撰文并书写的碑文多达八百余品,为唐代颜、柳、欧、虞等负有盛名的诸多书法大家所不及。

李邕的作品一般由以下三部分组成(参见本书“李邕书迹考略”):一是由李邕自己撰文,自己书写出来的作品,这一类所占数量最大;二是由他人撰文,李邕书写的作品,这类数量不多;三是由李邕撰文,他人书写的作品,这类作品占相当一部分。其中与张廷()●合作较多。《旧书·张廷()●传》:“庭王圭素与陈州刺史李邕亲善,屦上表荐之,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请庭王圭八分书之。庭王圭既善楷、隶、甚为时人所重。”

依据作品的时序,我们可以将李邕书法大体分为三个创作阶段:

第一阶段:唐开元时代前期。

这一时期是李邕50岁以前,即公元724年(唐开元十二年)之前创作的作品。主要计有:《少林寺戒坛铭》、《叶国重碑》、《叶有道碑》、《海州大云寺禅院碑》、《娑罗树碑》、《孔子老子赞》、《颜子赞》等。

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书体形貌既有继承“二王”书风的遗迹,又有变革“二王”书风的主胚,用笔大胆明爽,青春焕发,任情恣性。

第二阶段:唐元开时代后期

这一时期是李邕51岁至67岁,即公元725年(唐开元之十三年)至公元741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之间创作的作品。主要计有:《端州石室记》、《汉王帖》、《麓山寺碑》、《东林寺碑》、《晴热帖》、《法华寺碑》、《普光王寺碑》、《东山爱国寺怀道●梨碑》、《卢正道碑》、《晋云帖》、《吏部三第帖》、《奂上人帖》、《李思训碑》等。

这一时期,李邕书法技巧日臻成熟,书法体验愈加丰富,创新变革取得丰硕成果,创作也进入了高峰阶段。如最使人称道、也是李邕代表作的《麓山寺碑》、《李思训碑》等都出于这一阶段。

第三阶段:唐天宝时代

这一时期是李邕68岁,即公元742年(唐天宝元年),至临终前(公元747年、唐天宝六年)之间的作品。主要计有《李秀碑》、《大照禅师塔铭》、《灵岩寺碑》、《任令则碑》等。

这一时期是李邕创作的晚年阶段,人书俱老,创作水平渐入化境,用笔技法老而弥健,得心应手,巧夺天工。正如《石涛题画》中所言:“随笔一落,随意一发,自成天蒙,处处通情,处处醒透,处处脱尘而生活;自脱天地牢笼之手,归于自然矣。”

大胆创新

艺术之基础在于继承,艺术之源泉在于生活,艺术之生命在于创新。李邕在书法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开创了以行书书碑的方式,创立了具有南北兼容、雄秀融合的行书风格。

中国的书坛,一直奉“二王”为圭臬。以东晋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书法艺术,创造了平和温藉的审美意境,以精湛的笔墨修养,造就并体现了魏晋士人的精神风韵。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不仅代表了魏晋时代的最高水平,也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全面成熟。与“二王”书法(南方书法代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方出现的碑刻书法,“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唐太宗李世民曾作过以行书书体通篇入碑的尝试,李邕则是李世民后,唐代深具功力的以行书入碑,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书法大家。

李邕早年书,“初学右军行法,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宣和书谱》)。新,并非将行书往碑上一刻就是新,而是需不畔离传统,又敢于变革,出新招,出新意。李世民以行书入碑,他的行书只能说是王羲之行书的翻板,变的成分不多,看者的感觉总是旧时相识。而李邕则突破“二王”行书笔法。行笔节奏有变,变得爽利明快;结体方法有变,变得奇崛激越;字间行气有变,变得飘逸跌宕。

李邕遍学北朝碑刻,将北书以骨取胜融入自己行书中,行笔、结字、布势都不乏北碑余绪;他发挥“二王”书法的长处,用顺笔之法,暗转带锋,雄强中不失柔宛流美的一面;他取初唐各家结字、取势之长,结字宽博中又有紧密取势,形成端庄、凝重的笔势。

李邕从本质上对王羲之行书艺术进行了变革,为行书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如果说王羲之行书书体变革是行书书法史上的第一座艺术高峰,那么李邕的行书变革,也可以说是行书书法史上的又一座艺术高峰。

书文并茂

李邕书法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其文才亦让人叹为观止。

他幼从父学,后借秘书阁读书,秘阁万卷,“奥篇隐帙,了辨如响。”李邕行文精爽,才思每捷,援笔成篇,读之想望其风采。特别是为狄仁杰等人所作的《六公咏》,气激于内而愤发于外,壮厉警拔,雷砰电射,所至无前;其他文辞诗赋,均豪气激荡,“有味而深叹,可以赏余音而不息也”。

同时人张●在《朝野佥载》中,称李邕“文章、书翰、正直、辞辨、义烈皆过人,时谓六绝”。稍后的窦蒙在《述书赋注》中说:“论诗则曰五一维、崔颢,论笔则曰五一缙、李邕”。皇甫●《谕业》中评李邕文曰:“如赤羽玄甲,延亘平野,如云如风,如豹如虎,阗然鼓之,呈可畏也!”文章如此之好,求者也如过江之鲫,《旧唐书》记载:“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镏金帛,往求甚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不能超过巨万。时议以人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任何一个大书法家的造就,总是与其丰富的阅历,精奥的人生体验,多面的学识与技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互相促进,互为依托。唯书而书,怎么也不可能成其大器的。

李邕文才、书法二者把臂而行,相得益彰。观其书,赏心悦目,读其文,神采飞扬,充分展示出一代艺术大师的素质形象。

在现有遗存的碑贴中,由李邕撰文,他人书写的作品就近二十种。如:

《歙州刺史叶慧明神道碑》。李邕撰文,韩择木书;

《修孔子庙碑》李邕撰文,张廷()●●隶书;

《狄梁公生祠记》李邕撰文,张廷()●●隶书;

《唐六公咏》李邕撰文,胡履虚隶书;

《龙兴观碑》李邕撰文,(书者不详);

《杨历碑》李邕撰序,钟绍京撰铭并行书;

《许王素节碑》李邕撰文,李随行书;

《张嘉贞后碑》李邕撰文,蔡有邻隶书;

《益州大千秋观碑》李邕撰文,管卿行书;

《嵩岳寺碑》李邕撰文,胡英书;

《裴大智碑》李邕撰文,萧诚行书;

《独狐府君碑》李邕撰文,萧诚书;

《龙兴寺净土院碑》李邕撰文,韦同隶书;

《监察御史李希倩碑》李邕撰文,梁升卿隶书,徐浩篆额;

《陈留郡太守徐恽碑》李邕撰文,徐浩行书;

《逸人居士神道碑》李邕撰文,段清云行书;

《徐峤之碑》李邕撰文,徐浩楷书;

《内常侍陈文叔碑》李邕撰文,刘泰书;

《襄州牧独孤册遗爱颂》李邕撰文,萧诚行书。

成就卓著

历史上的书法大家,特别是李邕这样的行书书法革新派人物,必定要成为当世和后人关注的焦点、评议的重点。

在李邕生活的唐代,李邕行书为人熟知,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地方小吏,不惜重金求其墨宝,便是对李邕书法事实上的肯定与认同。但当李邕被“杖杀”以后,人们又尽量回避着李邕这个名字,因为他是“应获死罪”的“佞臣”,对其人和书如何定位,难以下笔。如唐代大书论家张怀  《书断》、窦蒙《述书赋》这两部书论中,都未将李邕书艺列入“品”内。因人废书,这是历朝历代所不可避免的。

所幸的是,唐代宗朝,在工部尚书卢正之的努力下,李邕冤屈获得平反昭雪。人们又以探究的目光重新审视李邕。

唐《续书评》云:李邕 “善行书,如华岳三峰,黄河一曲”。

宋代欧阳修在《李邕书》一文中说:“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以书自名,必有深趣。及看见之,遂为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如结交,其始也难,则其合也必久。”欧阳修这段话,着实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认识心理过程。“二王”书法,人们已是耳熟能详,现经李邕改革创新,面目不同,一下子难以接受过来,但一旦对其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才发现其中的“深趣”,于是“好之尤笃”。这说明李邕的创新是成功的,人们开始不易接受,只是习惯使然也。

这种“不甚好之”现象不只是欧阳修,李煜说:“李邕书,失于体格”;米芾说:“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项穆说:“下手挺耸,终失窘迫,律以大成,殊越彀率。”当然这些评价,除了习惯外,也不排除“萝卜白菜,各喜各爱”的一面。

长河滚滚,大浪淘砂,真正的金子会越来越闪亮,真正的书法家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

作为受经历史可偿还验,终获定评的书法大家李邕,人们常将他与天下第一行书高手王羲之相提并论。清代王文治《快雨堂题跋》卷中称:“北海为有唐书家之冠,深得二王精髓;”又作七绝诗云:“唐代何人绍晋风,括州象比右军龙。”明董其昌云:“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清冯班云:“王右军如凤,李北海如俊鹰。”

李阳冰称李邕为“书中仙手”。

人们对李邕的书法缎带予了中旨的评价。朱长文《续书断》中说:“邕书如宽大长者,逶迤自肆,而终归于清度,能品三优者也。”

何绍基《东海草堂镏金石跋》评:“北海书于初唐诸家外,自树一帜,与鲁公同时并驱《李思训碑》、《往气则碑》之荡轶、《端则石宝记》之敦朴、《麓山寺碑》之道动、《李秀碑》之肃静、《卢正道碑》之精丽、《灵岩寺碑》这静逸、《龙兴寺额》四大字之雄厚,既各造其妙而纯任天机,浑脱充沛则以《清华寺碑》为胜。”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评道:“李北海书气体高异,所难尤在一点一画皆如抛砖落地,使人不敢以虚娇之意拟之”。

影响深远

概括起来说,李邕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贡献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大胆创新,变易了一统天下的“二王”书风,拓展了行书艺术的发展空间;二是行书入碑,丰富了行书艺术的表现形式,使行书的线条和结构模式有了质的变化;三是别树一帜,对唐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后世书家也产生了久远的深响。

唐以来,受李邕影响的书家何止少数。

宋代苏东坡、黄庭坚、米南宫;元时赵孟●、鲜于枢等书法家的书法作品,都在笔意间留存李邕书体之风。如李邕在通篇文字的布局上,讲究笔断意连,行气一贯,字与字之间如此、行与行之间也是如此。我们再看苏、黄、米、赵、鲜等人的作品,他们的布局,他们的章法,无一不以李邕的布局意向为法式。

元代赵孟●,深得李邕《法华寺碑》之三昧,其行书笔法、结体、形貌,明显带有从《法华寺碑》脱胎的痕迹。

清代书法家王文治,更是勤于苦练李邕书法,捧着李邕的《云麾碑》,爱不释手,经常“万本临摹意未慵”。

在书法理论上,我们没有看到过李邕的辑文专集,但他有句名言,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就是:“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刘熙载《艺概·书概》)。

李邕本身是书法革新家,他希望后来者也要大胆革新,不能因袭,不能墨守成规,要勇于走新路,创造新的艺术风貌,此其一;已成熟的风格看似容易,但其形成是集古之大成,是通过对生活、对艺术的亲身体验,努力研究,使之融合,升华的产物,学,不能只学已有的“结果”(我),只学已有“结果”(我),仅能得点皮毛;要从“结果”得来的源头一步一步地去探索,去体验,这样才能得到精髓,此其二;艺术之贵,贵在其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艺术面目,最忌一步一趋,千人一面;即使学习前人成果得其精髓,而面目太“似”,太逼真,没有自己的特色,也只是死路一条,此其三。

李邕以上八字,为不少追随者学习书方法提供了启示,以后仍不失为学习书法、追求艺术者的戒律与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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