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博物馆藏古印艺术评析 林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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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2408票  浏览2488次 时间:2008年3月01日 23:50

湖南省博物馆藏古印艺术评析

林广大

为探讨与研究湖南省博物馆内藏的古印其样式,文字艺术以及创作源泉,在左寻右访、查阅资料之中,得到省博物馆副馆长陈松长先生的引导,并获得《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和《湖南博物馆文集》等资料。静心反复欣赏和琢磨,方知馆内珍藏古印一千余方,上自战国,下迄明清,样式繁多,大小不一。文字从楚第至秦汉,字体结构严谨,章法多变,韵味醇厚。虽多为实用品,但不仅对古代历史、方志、官制等方面的研究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而且为我们探讨篆刻艺术的发展、演变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玺印,大多采用铜质铸造,有官私之分。湖南地属南楚,在考古发掘出土的战国古玺中,大都有古朴清新、圆劲秀美的楚式风格。例如:“敬”、“黄铸”、“中室”等印,“敬”作“”,“铸”作“”,“室”作“”(见附图(13),这类特点鲜明的楚系文字,在方寸之中,其艺术构图,文字线条无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秀雅劲拔的艺术风格。

战国的官和私玺以白文为大宗,而且,一般都有边栏,有的在边栏中间加隔线,有的是“十”字隔线,即“田”字格等,但朱文也不乏精品。白文除有名的“大厩”为二合铜质官玺外,“菱”(4)乃是极为罕见的三合铜玺,于今打出钤本,亦可见文字的形体美和巧妙的构思、高古的风格,深邃的意境。圆形三合一铜印布“菱”三字,不以一合铜为一字,而是跨合镌刻,已是增加了难度,更可贵的是全印各字均苦心安排,“”字设扁形字顶天只占上半圆的三分之一,且在左边留一大片红地;下半圆“菱、”两字平行而立,却不平均分配,“菱”让地于“”,如此摆布,三字错落有致。加之“菱、”两个字平行而立,却不平均分配,“菱”让地于“”,如此摆布,三字错落有致。加之“菱、”两字几处竖笔倾斜相呼应,右下留一片红地与“”的左边红地对角呼应,造成虚实得法,避让有情,耐心寻味的艺术画面。

朱文“可以正下”(5)、“正司敬”(6),这两方战国古玺的边栏甚是特殊,前者亦“田”非“田”字格,而是“田”字格中立一“◇”,形成五个直线框为一体的边栏,文字却以圆润的铁线来映照,显示出婀娜多姿,亦是善于运用边栏的一例;后者在右下、左上画出两个小方框,乍看似乎是四个小方框,细看又不是,它是视印文的笔画繁简来定框,形成斜角呼应,与斜角沟通,甚为巧妙地利用边栏,增其层次之感。

明代篆刻理论家徐上达在《印法参同》中就说得好“印有边栏,犹家之有垣墙,所以合好覆恶也。然亦有门户自在,无借垣墙者,顾其可合可覆何如耳。朱文虚起,非栏无所附着。若白,犹有红地相依,则相字势,外有曲折周回,自相约束者,不更用栏。他如窥见室家,出头露面,此则不可无栏。”战国古玺边栏巧妙的利用,对我们今天研究篆刻艺术仍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秦汉时期,经济昌盛,玺印也空前发展,文字统一为小篆,印制已有规定,根据官阶大小拉开差异。湖南省博物馆收藏这一进期的玺印实为最甚。

秦至汉初,白文印为主,多承战国古玺之余绪,尚多附有边栏,是区别其他时代的特征。诸如“羌毋智”、“修身”等印,已见字为摹印篆,方中寓圆,古拙秀丽。如“王广”印(7),看似经意又不经意,但仔细观之,一股古意弥漫,自然清心之风徐徐而来。整印留有左右边栏,上下边栏残无,最可贵的是上下两字顶天地,冲出红地,给后来的石刻印留下无穷的遐想。而“羌毋智”、“王广”、“修身”两印则又巧于取势,善于布局。例如“修身”一印(9),两字均为修长体字,且“修”字笔画较繁,在占地三分之二后,“身”字不便缩短入印,故巧妙地取其卧式入印,既稳稳地将“修”字托住,又避免了两个长体字的呆板排列,真可谓匠心独运。明代周公谨在论章法、篆法中说:“字繁须绵,令如重山叠翠;字长须阔,令如大石乔松;字太难须带摆撇,令如天马脱羁;字太紧须宽绰,令如长霞散绮。”这些描述,在此印中可任我们寻味。

两汉官私印章,是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强项。这个时期的印章,以白文为多,已基本不用“田”字格,也很少用边框了。如“假司马印”(10)、“军司马印”(11)、“军曲侯印”(12)等,将汉印的主要特色平方正直、工稳劲健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反映了当时国家昌盛强大,印风大气,呈现一派庄严堂皇的气象。

而最能代表两汉早期风格的还是长沙马王堆二号汉墓中出土的“之印”(13)、“长沙丞相”(14)、“利苍”(15)三印。其中,“之印”的“”字的“车”向右倾,而“大”则向左侧,两相倚靠,归然挺立;“”字则险笔频出,其上部一撇向左横戳,出人意料地呈现出刚劲挺拔之态,而右下一捺,欲下中途上挑,与一撇遥相呼应:“之”字笔划斩截铁,顿挫有力;“印”字下半部略作欹侧,似欲倾斜,但最后一折竖力挽狂澜,钢钉般稳稳地站立,并与“”字想互顾盼,形成对象呼应,妙不可言的美感。整方印面和谐生动,显示出西流初年特有的勃勃雄风,妙不可言的美感。整方印面和谐生动,显示出西汉初年特有的勃勃雄风。文字为马王堆汉墓简帛入印,是最能诠释西汉初年上承秦篆,下开以隶书为主体的古隶和八分之先河的文字隶变过程之产物。

与此相映衬,“利苍”印则结体舒展,线条流畅圆转,气韵娴雅秀美。“利”一印乃可见汉初继承秦印有边栏的体制,小篆入印,铁画银钩,工整精美,为后代工稳秀丽的石刻开导了先路。

西汉中期的官私印以苍劲厚实、气象雄浑、静穆而无怒气,劲健而无锋芒的印风为主,其渊雅雄浑的气度正是西汉王朝鼎盛时期的传神写照。但这一阶段里有两种特殊的、美化了的字体,一种缪篆(也称殳篆),另一种为“鸟虫书”。著名金石家罗福颐先生认为:“绸缪就是纠缠或束缚重叠,像一根绳子缠绕在一起就可以叫绸缪;形容一种曲折回绕的字体,也可以叫绸缪,或省称缪。”在屈曲盘绕的基础上,增饰了鸟、虫、鱼形状的文字,称为“鸟虫书”。这两种文字都是装饰化的篆书,是篆书中的美术字。例如“长沙仆”(16)、“刘说”(17)、“石贺”、“玉宽私印”等就极具代表性。由于鸟虫书印传世极少,以致省博物馆内现藏的“长沙仆”等印就是极其珍贵的了。例如“刘说”一印,以鸟虫为主,形象地代替了大部分笔画,在“刘”字中一个“玉”字就有一飞翔的天鹅”而“说”字的最后一笔则似一个昂首的长颈鹤,好似在与其他鹤兑相比美,倾诉情怀一般。

诸多的两汉滑石印,既丰富了湖南省博物馆的藏印,又揭示了滑石印的艺术背景与作用,开辟了急就印风,为后人研究急就印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类印品乃南方特有,是为殉葬时临时镌刻,多不加修饰,但布局却十分自然而灵动。例如“镡成令印”(18)、“洮阳长印”(19)、“广信令印”(20)、“浅门”(21)等。由于滑石较软,采用单、双刀镌刻均可随意纵横驰疆。如采用纯单刀所刻的“洮阳长印”,笔道瘦劲,随心所欲,浑然天成;而“广信令印”其款识正刻,钤本亦反书,品其味,刀法率意,信手拈来,虽属急就之作,但实有璞玉未琢之美。双刀所刻的“镡成令印”,布局随意而情趣盎然,双面运刀,亦不回头,古拙灵动,尤然而生。

一方“浅门”采用单、双刀镌刻,无论是印文还是边栏,都刻得轻松随意。虚意的对比,刀法的轻重都掌握得恰到好处,真不失为“妙手偶得之”。

从馆中藏印的传世汉代私印中,诸如“辛长君”(22)、“沈少卿”印,朱白相间,布局巧妙,因字制宜,整体取得混沌阴阳之趣;而“赵通之印”(23)、“郭翁君印”等,则以平实取胜,其印文横平竖直,浑厚朴实,势韵自然,无懈可击。这类印章亦是最具代表性的汉印风格,成为历代宏模。

收藏的汉代图画印又使省博物馆锦上添花,如“二羊乳子印”(24)、“飞鹤形印”(25)、“虎形印”等,已充分显示出汉代图画印在方寸之间,以其简练的笔画、高古的气韵,取其态势,去其繁琐,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的精品之作,例如“二羊乳子印”,印纹为二羊相对而立,一小羊正仰头吸吮,慈养之神态毕现;又如“飞鹤形印”,此印虽为两面穿带印,但就刻一飞鹤,并无款识。古人意念中,鹤为祥瑞之珍禽,又是羽化成仙之象征。《诗经》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相传王子乔即乘鹤飞天者,今之黄鹤楼即为此种传说之见证。

西汉晚期乃至东汉墓中出土的印章,已明显的式微了,而且在形制上、风格上已无法与西汉早、中期的印章相媲美了。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古玺印章,其可称道为数甚多,但本文对隋唐以藏印就不思评析,因隋唐以后,书画印、斋馆印、别号印、词句印等逐渐产生。更是到了宋、元之后的印章已与无法、绘画紧密结合,加之得到帝王的喜爱和文人墨客的重视,玩赏篆刻之风渐兴。于是印谱、印论出现,逐成篆刻名家辈出,流派纷陈。特别是隋唐以后的印章不列为秦汉的范筹,以致笔者惜墨不述。以上所写“评析”,权以抛砖,冀以引玉,尚望同仁读者再探。

200212月修改于长沙惜长斋

参考文献:

1、上海书店出版《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

2、岳麓书社出版《湖南博物馆文集》

3、陈松长《湖南省博物馆新征集的玺印考述》

4、陈松长《湖南博物馆藏古玺印艺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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