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书法观 鄢福初
湖湘书法观
鄢福初
任何艺术都弥漫着地域特色和时代风尚。
——这是由民族的传统的大文化背景所决定的。
背景
● 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了一支毛笔，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毛笔。
● 1942年，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中出土了帛书，是极其珍贵的先秦文献。
● 1949年以来，先后在长沙、常德、里耶等地出土了大量竹简文字，是研究楚文化的历史见证。
● 耒阳的《吴九真太守谷朗碑》立于东吴孙皓时期，是三国时期湖南留下的珍贵书法史料。
● 据宋陆友《墨记》载：“宋，长沙多墨工，州城大街之西，安业坊有烟墨上下巷，永丰坊有烟墨上巷”。可见当时长沙墨业之盛。
● 中唐，元结撰《大唐中兴颂》一文，大历年间函请颜真卿书写，摩刻于浯溪。
湖湘历代书家
欧阳询、怀素，两座历史丰碑。
初唐，欧阳询以一个书法艺术法度制造者的身份，创作《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等千古名碑，承接暮气沉沉的隋朝书风遗存，开湖湘书法大师之先河。
盛唐，长沙僧人怀素草书《自叙帖》，将狂草推向一个顶级高度，与张旭并称“张颠醉素”。
有唐一代，除欧阳通传承家法外，其余不足观。
宋——清代中叶，大师空缺的悠悠岁月。
从宋至清代中叶，近九百年湖湘大地，以书名冠世者，不见其人，这一时期，大师级书家成为历史空缺。
据查考，宋代人刘次庄，家藏《淳化阁帖》，然书迹未存。希白是僧人书画家，擅长大幅行草。
元代欧阳玄学苏东坡，冯子振攻黄庭坚，平江人钱良起各体俱能，尤擅行书，书画家冷谦与赵孟●有过交游。
明代是湖湘书坛相对活跃的时期，一大批文人书家传于后世。“茶陵诗派”首领李东阳，以小篆名世，其余如杨一清、刘三吾、刘大夏、夏元吉等皆有据可考，相传文征明祖籍衡山，实际上多少代以前便离开了湖南，到了江苏吴县。
清初，已经听到了湖湘书家前行的铿锵脚步声。王夫之工于行楷，陶汝鼐书法与其诗文并称“楚陶三绝”，黄周星、王岱、陈鹏年、罗源汉、易文基、何清汉、陶澍等一批又一批书家的出现为明清书坛构筑巍峨大厦夯实了基石。
何绍基，打破书坛宁静。
晚清以后，何绍基、曾国藩、左宗棠、黄自元、徐林铭、曾纪泽、李元度、郭嵩焘、罗绕典、王?运一连串名人出现，或以书名世，或以人传书，载入史册。
何绍基以躬行碑帖融合之道，创立回腕执笔法，铸就晚清大家新风范，打破了沉寂千年之久的湖湘书坛之宁静，与其父何清汉，其弟绍业、绍祺、绍京，其子庆涵，其孙维林、维棣，成为湖湘一门鼎盛的书法家族。
齐白石、毛泽东，从湘潭崛起。
中国画讲求笔墨至上，齐白石是继吴昌硕之后的又一高峰。白石书法在取法经典的同时，注重向民间学习，保持了民间书家率真而实求的心境，白石篆刻以单刀直冲法，有如千里布阵，巨浪排空之势，开一代崭新印风，这位“湘绮老人”王?运的弟子，出色地完成了重振民族文化雄风的神圣使命。
一代伟人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杰出书家之一，他以广博的胸怀、渊深的文化根底、睿智的哲人理念，加上卓绝的革命实践，与其所挚爱的书法艺术?铸在一起，组合成一部雄奇的交响曲，将书法家抒写人生发挥到一个难攀的高度。
民国时期，长沙的彭汉怀、徐桢立、郑源、郑家溉、周介陶。茶陵的谭延?、谭泽?，凤凰的熊希龄，湘潭杨度、杨钧，衡阳曾熙均以各自不同书体和不同风格展示着湖湘书坛的风采。
湖湘书风
人的道德观念、人文风采、学识阅历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书法创作的审美要求之中，书法家个性的张扬，导致风格各异，千人千面，光用简短的几个文字来表述，略显粗糙，不够确切。我们不妨从一般规律出发，作一些共性思考，不难发现。
谨守法度，依循规则，是湖湘书法审视传统精华的普遍特性。
唐人尚法。唐代经历了“开元盛世”、“贞观之治”两个显赫的隆盛时期，政治昌明，经济发展，文学艺术同样地富有蓬勃的生机和夺人的光彩。欧阳询、颜真卿、褚遂良、虞世南四大楷书典范作为中国书法艺术的脊梁，已永久地构成了书法楷书法度的主体框架。
欧阳询楷书“四面停均，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上称下载，东映西带”的特色，造就劲健而险绝的个人风格，给书坛提供了一个严密而规范的法度体系。
乃后，凡初学书者，一一从唐楷入手，几乎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操作规程。
安化黄自元在欧书基础上自创《间架结构帖》为初学者总结了一系列训练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湖湘书家对规则依循的看重和思维惯性的调适。
崇尚欧颜，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历史现象。起于宋代，完善于明清的“馆阁”书风，颜欧几为帝王家学，因历朝历代帝王的偏爱，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朝野上下，竞相仿效，一时以“颜底赵面”流行，一时又以“欧底董面”出现，颜欧作为书风底子，长期以来毫不动摇。
曾资政湖南的昆明人钱南园，将颜体字形极尽方整之能事，使笔画富有刚性。谭延?则以浑厚华姿意趣渗透颜书当中，使之具有文人气息和学者光华。
清末民初，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一个书法群体，他们在学术上考证训古，对于书法的态度依样是对法度的极度尊重和顶礼膜拜。在其尺牍和文书里随处都可感受到谨守古法的淡淡墨香。
在民间，书法家当作文化人广泛而长久地受到老百姓的尊重。规整、秀丽、根植传统法度的字体依然是民间书法的审美主流。每逢佳节或喜事临门，请读书人书写对联以示吉祥，寄托心声，人们在欣赏联语的同时，留心翰墨也成为同期的审美习性。
经典一旦产生，必然视为瑰宝，广为流传；经典一经认可，自然成为典范，奉为法度。湖湘书家在法度的推崇上有如榜样一样的力量，影响深远。
诠释狂想，张扬个性，是湖湘书风极富地域性色彩的重要表征。
众多湖湘学者对于湖湘个性的理性分析，介于蛮夷的血性遗传，僻陋的自然环境和来自屈子离骚奇思怪想的传承，总结出湖湘人个性：性情偏激，好走极端，崇尚豪放，追逐浪漫，性本率真，倔犟自信。
性格使然，艺术的审美取向趋于个性潜能的彻底释放是有其渊源的。
早在公元六世纪末七世纪初，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文化现象，一大批文化巨匠相继出生，活跃于七世纪的中唐时期，其中王昌龄、刘禹锡、柳宗元、李白、杜甫、韩愈、元结，他们或贬谪于湖南，或游历于湖南，或作官于湖南，对湖南思想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怀素就出生在这个不寻常的年代里，这位少年和尚，生性嗜酒与交游。曾自零陵出游，历衡阳，走广州，客居潭州，然后经岳阳，北入中原，一路遍寻天下名师，广交豪迈旷逸之士。大诗人李白来到湖南，观怀素草书真迹，即与之交，因性情相近，一见如故，痛饮之后，如遇至交，即作“草书歌行”，赞其“草书天下称独步”。“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苍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诗歌中对怀素草书意境的描述，可见灵感飞扬、才华盖世的怀素兴之所致那种放浪形骸的境界。相传有“粉壁长廊数十间”的传说，这种大面积气势宏博的露天现场表演正契合了怀素的狂放豪迈的个性。
怀素广交游，在其《自叙帖》抄录的名人诗句里有张谓、卢象、王邕等人，透过诗句可窥艺术相互融通之堂奥。
大历七年，怀素持锡回乡，途出东都，适遇名书家颜真卿时客洛阳，曾趋谒拜访，僧儒论书，遂为书坛盛事。同时，应邀为其《怀素上人学书歌集》作序，“开士怀素，僧中之英，气概通疏，性灵豁畅，精心草圣，积有岁时，江岭之间，其名大著”，甚为称誉。
师造化，得自然物化，神游于大自然，使其草书更加富有奇妙和无垠的联想空间。
我们细细品尝怀素的狂草形态，字字缠带，明显地由王右军字群结构化出；起伏摆荡，并非事先设定，而是急就之中任性所为；流动快捷，且线形一致，可以看出其卓绝的平衡能力。
师名士以广见识、师造化以旷心胸，这就是怀素狂草的由来。
一代开国领袖毛泽东又是一个特例，他不是专业诗人，却有旷世诗才的情怀。他不是专业书法家，却以伟人高远的理想，坚定的意志，翻腾的心潮，激荡的情怀，重现了草书历史的光辉。
毛泽东草书，没有专业书法家故作矜持的技巧卖弄与笔墨把玩，没有学者们对于书卷气文人味的留连依赖和微观品味，更多的是诗人对于语言倾诉后的文字再现，是哲人对于事物思辩后的心迹笔录。我们透过书迹可以感受到伟人吟诵诗歌时雄壮声音发散于天地间的阵阵回音，更能感受到伟人有力手腕挥运后的巨大力量与磅礴气势。
毛泽东，对于书法的领悟与实践，源自湖湘人的豪气与深情，源自湖湘人对传统文化的雅好与自觉。
兼融碑帖，矢志图新，是湖湘书家各领风骚的理想通途。
东晋以后，二王书风长期统领书坛，人们习惯于从右军法帖里寻找自我。随着宋代科举在隋唐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科举取仕成为湖湘学子取仕的唯一目标，也是唯一价值观。一方面重科举，另一方面轻艺文，视文艺为左道旁门，雕虫小技。因而，对于科举取仕必备的一整套系统朝夕揣摩，渐渐地其思维模式固定在书院里那一整套规范之中，思维的程式化，势必造成艺术观念创新的阻障。
从“扬州八怪”将绘画领域的艺术主张贯注于书法的实践中，到傅山“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四条原则的提出，人们开始置疑，书法理论家阮元认为，书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两派，北派擅隶楷，宜于碑刻，南派擅行草，宜于启牍，若追宗溯源，北派为正宗古法，于是提出号召“振拔流俗，究心北派”。随后包世臣在理论原则、技巧要求及取法步骤上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化，主张尊碑。
作为阮元的高足，道州人何绍基，曾游历济南，得到一本《张黑女墓志》，如获至宝，“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成为继阮元之后，坚持走碑学之路，对帖学进行批判和否定的最激烈的先锋人物之一。
这位晚清湖湘书家，取法北碑，变革楷书和行草笔法，将碑派书学的审美原则全面而深刻地落实在其他所有书风当中，成为一代宗主。
同样是从碑中走来，主讲石鼓书院的衡阳书家曾熙，却又是一番景象，他以南朝碑版《●鹤铭》《石门颂》为主，参以《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笔意，点画圆润，体势开张，极具古意。以流畅的笔法来表现碑刻的字形，清末民初，曾熙诚可代表。
走碑帖兼融之道，或以碑为主参以帖法，或以帖为主，参以碑法，孰重孰轻，均因具体碑帖而构成不同风貌。
兼融碑帖不独湖湘人之创举，我们可把他视为深入传统的两大源流。书法发展到今天，古人给我留下的空间不多了。只有在碑学这片荒地里耕耘，才有可能发现和培植新的生命，只有到南北朝以前那片沉寂的陈年老矿里挖掘，才有可能发现金子的光芒。
湖湘书法精神
书法艺术是抽象的，却有如绘画艺术般的形象质感；是宁静的，却有如音乐舞蹈般的流动美感；是平面的，却有如建筑艺术般的严谨结体；对于作品意境，它要求有诗一般的韵致，如行云流水般的和谐。书法作为一种艺术生命的存在，是有形的，它以文房四宝为物质载体；同时，又是无形的，它包涵着民族哲学、学术思想、审美精神和时代风尚。
尊道仰儒的哲学前提赋予湖湘书法的自由精神。
我国古代道学思想发祥于楚，湖南古属楚国，故而湖湘哲学的主流是道家。
帛书在《老子》乙本卷前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种，为黄老哲学的代表作，肯定“道”即规律。自然与人类有客观规律存在，人们要取得成功，必须遵循客观规律。
帛书在方法论上，即承认矛盾存在的必然性，又对矛盾的普遍性存在给予肯定，同时还说明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是“度”，“度”是帛书中提出的一个哲学新范畴。
谪贬湖南的屈原认为，事物处于清气时，矛盾相对立而统一，为“时中”，“中庸状态，治之太平”。这种“中庸”，又直接地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湖湘学派的开山周敦颐，不仅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宇宙生成模式，且提出了一系列哲学新概念，比如动静观，诚、几、神等等，王夫之则对宋明理学中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并以其博大胸襟，兼收各派哲学，终结了宋明理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
哲学认知的过程，与艺术体验的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道家”充满辩证的观点，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与书法一样，一切法度都体现在对立统一之中。书法讲求运笔“无往不复，无垂不收”。往与复、垂与收，是对立统一的，章法上的“疏可走马，密不透风”是疏与密的对立统一。还有动与静、虚与实、开与合、张与驰、粗与细、大与小、雄强与秀丽、粗犷与灵巧等等一系列矛盾的组合。无论书写行为的发生，点画、线形的塑造，字体章法的经营，审美要求的设定，都辩证地统一在哲学的各种命题当中。
书法一门，于“中庸”最为关键。朱熹所说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反映在书法里，就是对“度”的把握。“度”，这一哲学概念，就象一条无形的原则。从书写技法层面来说，是指笔画不到位不完整不行，但过于完整又嫌流俗，要于欲行欲止、欲收欲放之间书写书家体验，以求恰到好处之效果，即便是无限的夸张，也都在书家足以驾驭和控制的范围之内，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从创作理念来说，创作意境的设定，处于模糊不清的境况不行，过于讲求意在笔先、胸有成竹则可能导致程序化，影响灵感发挥，要以似不经意之处见精微，于行云流水之中感受云霞之变幻与水流之奔涌。白石老人追求“似与不似之间”就是对于“度”的高境界把握。怀素狂草的奔放豪迈，无限自由的发挥，离不开对“度”的悉心观照。欧阳询楷书于规整之中见险劲也是书家诠释“度”的经典。基于道家哲学上的“无为而为”却又给了文学艺术以广阔的空间，自然而率真的艺术态度，追逐自由的美好向往，感天动地的激荡与豪情，铸就了湖湘人的自由与亢奋精神。
毛泽东作书，一切在无拘无束中进行，他不受字形大小限制，更不受字体变化的约束，一时左高右低，一时左低右高，倚侧俯仰，转折自然，行险而意正，显示出任意挥洒、自由狂奔的大家风范。
历代湖湘书家的创作实践证明：抽象书法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多样性与复杂化，决定着传统哲学思想和地域文化观念渗透其中，弥足珍贵的是，在哲学范畴内，追求创作理念自由度的最大化和灵感空间无限量的绝对值。
崇古重实的学术基础，造就湖湘书法和自觉精神。
“理学之邦”的湖南，宋明以后不仅作为学术思想受到士大夫的广泛崇奉，而且渗透到生活习俗、社会常纲和艺术观念当中。
古往今来，湖湘学子以探索大自然规律为对象，以研究人的心性行为为目标，追求“天人合一”境界。
由周敦颐始创湘学，传承孔孟道统，“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胡安国、胡宏、张●又开创湖湘学派，以《四书》、《春秋》为蓝本，探索道德本源，倡导崇实黠虚，至王船山才“六经责我开生面”集义理之大成。
隆回人魏源，通过研究技与道的张力，振聋发聩，掷地有声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了中华民族改革开放之先河。
不知是崇古重实的学风导致考据训诂之风，还是考据训诂之风影响着崇古重实的学风。乾隆、嘉庆时期，考据训诂成为时尚，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大批湖湘学者，津津乐道于陈年的故纸堆中，使汉学得以复兴，恢复了儒学在学术思想领域至高无上的地位。
曾国藩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他坚持义理之学是其他一切学问的根本。辞章之学，当属艺文之事，书法自然成为士大夫学术修养的范围。
不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湖湘书家对于崇尚古典的热衷是有渊源的，湖湘书坛一次又一次的复古书风的出现，应证了湖湘人对于源流的尊重与观照。
王羲之《兰亭序》，因唐太宗的极度推崇，且命书家临摹出多种抄本，奖掖给大臣和有功者。历经千余年，一直是书法爱好者的永久教材，在湖湘书家的心里辞海里，“天下第一行书”的地位，谁也不曾质疑，这种坚定的信奉，是对古典的崇尚和虔诚。
何绍基时代，一群湖湘士子，着力革新文化，最终出路，从古典中发端，最终成功，又从古典中突破。这便是南北碑版给书法创新带来的新生命。
重实，即讲实实际，道法自然。屈原“参验”与“考实”的认识论命题，将艺术置身于自然和实际当中，艺术源于自然，源于生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中也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生活的激情在书本里是难以读到的，生活的感悟唯有亲历亲为方能体会得到。古代书法理论中将自然与书法形质对比性的描述，不去细心观察，凭空想象是没有人产生共鸣的。诸如“老树枯藤”形容草书线条，“乱石铺街”形容章法布局，“担夫争道”以示揖让互补，“舞蹈娜动”以示行气摆动，只要留心生活，随处都可获取营养。
关键在实践，生活就是实践。“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艺术家的座右铭，师法自然，就是行“参验”之道，务“考实”之风，怀素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发现“如遇拆壁之路，一一自然。”经颜真卿一点拨，“何如屋漏痕”，怀素欣喜若狂，感激地紧紧握住颜真卿的手，表明书家对于书写规律与自然契合的领悟。
由文化自觉而艺术自觉而书家自觉是一种潜行的意识规律，湖湘书法发展只应证了这一特定的艺术发展规律。
极端化的审美倾向，折射湖湘书法和自强精神。
湖湘大地，古称“楚蛮”，为四塞之地，境内川壑纵横，舟车不易。生活在这种僻陋环境中的湖湘人，长期与自然抗争，遗留着坚韧顽强的血性，锤炼出百折不挠的斗争，性情偏激，好走极端，表现为一种凌空的霸道和决战到底的精神。
这种血性和精神，导致艺术审美的极端化倾向，要么狂放不羁，要么精微无比。
湖湘书家，很多是农家子弟，山野之民，即便是出身书香门第，在城市化还不发达的时代，同样深受山民性格的影响，那种勤奋、朴厚、倔强、好胜的个性在文人的骨子里根深蒂固，在艺术观念上表现为极度渲泄的情绪，极度夸张的形式。
齐白石出身木匠，他的画，一只昆虫花费几天甚至十几天的时间去细细描绘，却只占整幅作品的少许空间，大块面的写意，一挥而就，在瞬间完成，他将两种极端审美一反常规地组合在一起，形成大与小、粗与细、拙与巧、动与静的强烈对比，抒写一个湖湘文化大师的独到发现与雄视之气。
人的体力有极限，人的脑力固然也有极限，人生最大的挑战就是超越自我，每一次的肯定都建立在无数否定的基础之上，湖湘学子有着锲而不舍的传承。欧阳询“见索靖碑，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步，复下马伫立。疲则毛毯坐观，因宿其傍，三日而后去”。怀素在园子里遍种芭蕉数十株，每日醮墨疾书于蕉叶之上。民间流行一句话，“书无百日功”，又岂止百日。
自古之论书者，由书风而及书品，由书品而及人品。通过书体风格就能联想到书家形象，人们将颜真卿与强筋劲骨的形象相联系，赵孟●便是妍媚纤柔，唐伯虎自然风流倜傥。书品是书家行为操守的总和，是由人品决定的，人品的高下，有与生俱来的因素，但更多是后天修养所致。岳麓书院里告诫诸生“存诚养志”，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变化气质”，着力精神品格的提升。精神品格提高到国家和民族利益表现为高扬的民族气节，深入到文化艺术领域，就是个性化的高品位格调。
湖南人瞧不起遇到困难绕道走的懦夫，敬仰披荆斩棘视死如归的英雄，崇拜谭嗣同变革维新向种种封建思想发起攻势的勇气，崇拜陈天华警醒民族以身蹈海的壮举。
以天为己任，敢为天下先，从心理层面去分析，是湖南人独立之本性。故而，每当困难当头时，湖南人以豪迈之躯挺身而出，不畏牺牲。左宗棠既为书生，又能征战疆场，在大西北遍种“左公柳”，为人称颂。黄兴、蔡锷统帅千军万马，威振寰宇。这般典型血统的湖南人，足可使风云变色，山河走崩。
人们很难想象，毛泽东大半辈子戎马生涯，时时处在危机四伏之中，转战南北，却在书艺上有这般高度，毛泽东靠的就是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革命家的钢铁般的意志与胆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是湖湘人为之信奉的精神。
“海到尽头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这是湖湘人为之奋争的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