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书法艺术的品质 胡立伟
试析中国书法艺术的品质
胡立伟
中国书法作为中华民族的国粹，源远流长。纵观上下五千年，流派林立，书家无数，在浩瀚的书海之中，能流传下来的代表性作品，毕竟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究其原因，其中有历史的选择，有地域的规定，也有战乱和水火之灾等因素。当然还有时代的审美需求，以及“书学即人学”的盖定……除去这些，就书法作品流传的本体这一特点而言，只有那些最具书法品质的经典之作才有可能流传于世，或者说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都具有书法最本质的属性。历史的选择是无情的，这种淘汰决非书法家的一厢情愿，它象一个精密的过滤器，进行着严格的筛选，沉积下来的精品当之无愧地代表着我们民族最璀灿、最优秀的文化。下面笔者试从三个方面就中国书法流传的品质作一些论析。
品质之一：具有流派意识的鲜明个性。历代书法大家是书法个性风格的集大成者。个性是艺术家的生命力。书家个性鲜明，风格独具，由于他们不懈的创造精神，才形成了书法史上具有强烈个性的不同风格与流派。正因为流派纷呈，才显示出中国书法百花园里争奇斗艳的繁荣景象，而每个书法家所具有的个性音符奏响着整个书坛的交响乐章。
中国书法自晋代王羲之开书法流派先河以来，各种流派在传统与创新的交替置换中演绎和推动着书法的发展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书家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其中之佼佼者便成就了一批个性鲜明、风格独具的书法艺术家。是他们引领时尚潮流，诠释着中国书法，创造着书法的未来。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位开宗立派的代表，他的书法具有很强烈的个性魅力，一变汉魏质朴书风，兴妍美流便之风气，洒脱而飘逸，尽显晋韵风骨之风流。加之唐太宗李世民独尊王书，使“二王”书风成为中国书坛的主流，被历代传承者顶礼膜拜着。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叙》则是书家的掌上明珠，争相效法。正是由于王书的个性魅力，才使之成为书法史上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然而，颜真卿毕竟是一代大家风范，在王羲之传统书风的吹拂下，却异军突起，一改王书的秀美之风，以雄强的姿态，豪迈的个性，不断创新，使他成为中国书法继秦汉、魏晋之后又一高峰的领袖人物。宋欧阳修《集古录》中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独立不袭前迹的创造精神，使鲁公书法个性得以充分地张扬，而且他雄强书风又与大唐盛世的时代背景相吻合，正所谓“笔墨当随时代”。如果不是颜真卿鲜明的个性风格和创新精神，他不可能再创书法艺术新的高峰。当然唐代除了鲁公外，大师辈出，艺术风格、书学思潮、审美趣味都呈现出多样性。唐代是中国书坛个性大张扬的时代，楷书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草书有怀素与张旭。相传张旭每作狂草都在饮酒大醉后，奔走呼啸，然后下笔愈奇，这是一个极富个性色彩的形象。这种狂荡不羁的个性，使张旭草书达到艺术的极至，当时李白歌诗、裴 剑舞、长史(张旭)草书称为“三绝”。
历代书家不论是传统派“二王”父子、柳公权、杜牧、杨凝式、蔡襄、米芾、赵孟 等，还是创新派的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张即之、杨维桢等，虽然他们的审美取向各异，但他们都是中国书坛个性书风的典型代表，也都是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流派的领军人物，是他们个性书风增添了中国书法的光彩。
二
品质之二：具有高难度的笔墨技巧。任何艺术要想达到最高极至和完美的境地，必然要有高难度的技巧作为强有力的支撑，书法艺术也不例外。我们指的高难度是指它的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因此缺乏难度技巧的书法作品大多平庸。也必然缺乏艺术深度和艺术感染力。
书法艺术的创作是个体精神劳动的自我再造，因此这种高难度的技巧必须依赖于自我的独立实现。这种独立性是有差异的，因为每个人阅历、修养、经历、知识结构不同，他们对笔墨技巧便很自然地作出不同的诠释。实现这一过程需要艺术家长期不断地磨练和对艺术的感悟。“师传统”与“师造化”结伴而行。因此书法艺术家们对笔墨技巧的探讨从未停止过。艺术没有新旧之分，只有好与坏的差别，因此好的艺术品必定包含了完美技法的难度和技巧的精彩。所以历代书家都提倡“十年磨一剑”，主张长期磨练技巧。加之书法是时间的艺术，这种属性使书法不可重复、不能涂改，过程完了书写也就作罢，因此，书法艺术对书法的技巧(用笔的提按、线条的控制、力度的掌握、节奏的处理、黑白的安排等)在瞬间的发挥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幅作品能否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能否写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和神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熟练、准确地驾驭毛笔和控制线条的能力。艺术家的才情与学养，豪情与儒雅，都在笔墨的抑扬顿挫和点划的毫厘之间淋漓尽致的凸现出来，那些极尽精微和丝丝入扣之处也往往是作品最传神、最精彩、最动人之处。当人们对历代名作顶礼膜拜时，无不为历代大师的书写技巧所折服并叹为观止，其原因正是由于他们所达到的不可取代的高难度笔墨技巧的高度，也正是因为这种高难度笔墨技巧的支撑、才使书家在挥毫泼墨之间，能达到“物我两忘”“手心双畅”的神游境地。点画自如地挥洒和线条的游刃有余使书法家在书法艺术的黑白世界里自由翱翔。《兰亭序》便是最典型的范例，二十多个“之”字的不同表现，形态各异是在瞬间的笔墨渲泄中自然流淌出来的，这种笔墨线条所传达出的丰富信息量，正是来源王羲之对书写技巧熟练把握和运用的结果。
可以想象，由于技巧上的平庸，缺乏难度，书家在情感的渲泄上必然受到很大的制约，艺术的表现力也必将大打折扣。反之，高难度的笔墨技巧为艺术作品的高水准、高品位提供了保证。所以当今书坛，常见心态浮躁、笔墨粗糙的现象，其作者目光短浅，他们只不过是书坛的匆匆过客。而历代大师的作品有一种百看不厌，百临不倦，尽管时过境迁仍让人有留连忘返的心灵震撼，让人得到回味无穷的美感享受。
历代书家对笔墨技巧的追求，有的甚至不惜毕生精力而上下求索之。一方面高难度的笔墨技巧是磨砺出来的，历代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可变”，然弃笔堆于山下，号曰“笔冢”，而在零陵宅前种芭蕉借以挥洒书写，故取名为“绿灭庵”。王羲之临池不懈。池水尽黑，故现有“墨池”遗迹留存绍兴。欧阳询“驻马观碑”三日才忍离去。钟繇有睡觉时划字练字的癖好，久之被褥画穿。这些书坛佳话折射出历代大师追求笔墨技巧达到的痴迷境界和对书法执着的探求精神，值得后入效仿。另一方面，高难度的笔墨技巧还必须在大自然和生活中心摹手追地去“感悟”。历代关于用笔的论述是很多的，但传授的方法是非常神秘的，视“笔法”为天机不可泄露之。这种致命的“法宝”使技巧的传承和学习蒙上了神秘的色彩。然而，历代书法家对学习书法则采取了另一种心态即雅玩之风，在自然和生活的“顿悟”中感悟到笔法的无穷奥妙，实现了实践的“质”的飞跃。如张旭见村姑与担夫争道而悟笔法的张驰之妙；雷太简听涛声而笔法进；怀素观夏云变幻而悟用笔之变化；褚遂良以锥画沙而得笔法藏锋之精微等等。
总之，高难度的笔墨技巧为创造书法精品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并且在实践中构成了书法创作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
三
品质之三：具有审美意味的文化底蕴。中国书法的流传除具有笔墨技巧上的高难度品质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审美的因素和文化的介入。没有美感的作品和没有文化内涵的作品肯定是不能流传于世的。书法艺术如同其它门类一样，在寻求和发现美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身。书法从它的载体汉文字诞生之日起，就对美提出了需求，我们从最早的象形文字、陶文刻符中不难看出这一点，对称、平衡这些视觉艺术元素的注入，表现出人们对美最原始的认识和追求。当书写工具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当篆隶草行楷书五体完备的时候，人们对书法美的认识和再现提供了广阔的视角和空间。尤其到了汉末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流书法家的出现，书法审美由被动走向了自觉，由此，书法家更加关注和看重作品的艺术性。对书法的线条、笔墨、形式、构成、节奏等这些美学元素都给予了全面的关照。文化的介入使书法具有了更加内在的本质魅力，作品更加的丰厚、滋润、立体起来，为人们认识美、发现美、再现美扩大了视野，提高了眼界。而中国文人的直接参入，又使书法创作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
众所周知，书法创作是一种文化渗入性很强的艺术活动，狭义上看，书法作品的内容大都直接取材于诗词歌赋，这种现象自然地要求书法艺术家必须首先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学养越高，书法品味越高。做不到这一点，要想达到艺术上的高境界，那是不可能的。
书法家首先必须做一个知识广博的文化入，有的能谈经论道，有的诗书画印俱全。我们从历代大量的作品中不难看出这一品质。而且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书法形成的优良文化传统。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它不仅在笔墨持技巧上表现得完美无缺，而且所写内容也是千古不衰的绝妙好文，是书法内容与书法形式完美结合的最佳典范，这只有出身名门大族、饱览诗书的，江左风流文化土壤上孕育出来的王羲之才有如此高的雅士才情。象王羲之一样的名士文人的书法家历史上不乏其人，如苏东坡、黄庭坚、董其昌、赵孟 、祝枝山等，都是当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对个人素养、学识、风度、才情都有着第一流的追求。是他们的高深的文化素养渗透到书法创作，这才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书法艺术。苏东坡大才子，满腹经纶，总体学养极高，在中国绘画史、文学史、书法史、政治史上都有极高的成就和声誉，这种知识结构是宋代社会一种文化心态的标志，是士大夫形象的完美体现。在书法上他提出了“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即书法无意于完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美，并提出了“我书意造本无法”，强调不墨守成规，要发挥个性，强调书法家在自然状态下的任意挥洒，这些美学观点的提出，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意义上的书法的看法，主张不是刻意为之的完美。再看黄庭坚，苏门四学士的代表之一，在文学史上同样有着极高的地位，他开创了“江南诗派”，他的文字著作是北宋时期最具价值的理论文献之一，而在书法上，典型的禅书，个人风格非常强烈。“书法参禅”为书法审美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美学样式。
以上看到的书家大都是官僚名士，他们生活富足，衣食无忧，饱读诗文，而大画家徐渭则不然，由于仕途失意和生活的凄凉，在他的作品中看到的是一种放松和渲泄，其书风狂放，乱头粗服，你感觉不到一丝理性控制的痕迹，而点画的不经意之中技巧却是一流的。要不然他在书法史上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每个时代都提出了不同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标准，而这些都潜意识地渗透到书家的作品之中。书法发展到了清代，人们的审美观又一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量的地下文物的发现，碑板、墓志、刻石、钟鼎、铜镜、钱币等相继出土，在阮元、康有为的大力倡导下，导致了碑学的崛起，书法更注重金石气。因此清代篆隶书、北魏书一时盛行，这与“二王”以来形成的帖学观形成了明显的抗衡，清代书家对传统书法美学观进行了新的诠释，审美趣味上出现了多元组合。郑板桥创“六分半书”，金农创“漆书”，而吴昌硕直接以石鼓文入书，这些都在书法上创造了新的美学样式。如果不是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书体及技法十分完备，以及书法达到空前高度的状况下，也不可能创作出新的书法来。所以，一个时代，总是那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睿智敏感的人，才能创作出符合时代潮流的具有美学意味的精品力作来。
综观上述，中国书法正是有了以上三种品质，才得以世代相传并且发扬光大，否则不可能被历史所留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时下，市场经济的全面开放，打破了书法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与平衡，一些书家忙于追求经济利益和市场炒作，而不愿伏案潜心，耐住寂寞。他们心态躁动，急功近利，因此，笔墨粗糙的大量的劣质书作充斥市场。这种学养上的单薄与肤浅，势必造成思想的贫乏和作品格调的低下，难登书法的大雅之堂。时代呼唤大师，呼唤经典，书法艺术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因此，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和学习书法艺术的品质特征，难道不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启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