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书风与当代书法创作 王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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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8年3月01日 22:02

王羲之书风与当代书法创作

王 翔

岁月流转,似白驹过隙。在一千六百多年前一个江南柳绿、草长莺飞的日子里,王羲之、谢安、孙卓等及王氏家族弟子凡四十一人,修楔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曲水流觞,放浪形骸,王羲之受众之托为诗集写序,以申其志;良辰美景,又想到人生短暂,一挥而就这千古绝唱的诗文书作——《兰亭序》。今天的人们仍在传诵,流露出一种浓郁的怀古情绪结。为什么忘不了他呢?我想对于王羲之书风形成原因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开阔思路,对我们正确的定位自己,理性的对待创作,是很有裨益的。

一 魏晋审美观的流变及书法本体自身发展的需要为王羲之书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370年间的时间里,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社会政治动荡不安,人民生活贫困。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门阀士族被迫东迁。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逃亡,儒家的梦想被无情的粉碎了,由此造就了继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玄学产生了,玄学的产生标志着哲学由汉代的宇宙论转向本体论,极大的强调了人格的自由与独立,推崇人的才情、品貌、风度、言谈、智慧、识鉴、个性等等,“人的自觉”带动了“文的自觉”,形成了魏晋时期灿烂而美丽的文化现象,各类艺术几乎都达到了鼎盛。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陶渊明的诗等等,构成了一个美妙无比的艺术世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权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而玄学清谈之风高涨,玄学论辨等为魏晋南朝书法审美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让我们把目光回复到蔡邕、卫恒、成公绥的书论中束手得书法审美观的发展线索。

蔡邕《笔论》中云:“为书之体,须入其形”;“纵横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

成公绥《隶书体》云:“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由意晓”。

卫恒《四体书势》云:“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渺尔下颓,若雨坠于天……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从东汉蔡邕的书论中书法造型的意念从自然万物中索取,也就是造型上的尚“象”,而从卫恒、成公绥的书论中可以见到“象”到“意”的转化,这很显然地受到了玄学的影响。王羲之的书论中有明显的重意倾向:“顷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他所讲的“意”是从主体的微妙的情感,抒发而言的,这个意是意韵、意趣,这史为深入地触及到艺术的本质。 

南朝王僧度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

他对书法“神采”的提出,使书法艺术由“意”深化到了“神”这一核心的内容。形神兼备,神采为上,而要形神兼备,非有心手双畅、意在笔先才能真正通灵入妙,进入艺术的高境界,这些都为王羲之的审美观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从书法本体的立场来看,文字是载体,书法是本体,是艺术目标明确的形成过程。书法本体的生存与发展是依赖于文字这个载体的生存与发展而实现的,魏晋时的草书、楷书更进一步丰富了以前诸如波碟、出锋等用笔的各种技巧方法,使线条带上了个性的色彩,笔墨技巧也非常的完善了,同时工具材料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字的书写变成了书家抒发个性的广阔天地,这也为王羲之“新体”书风的形成莫定了必要的基础。

历史的必然性与时代偶然性的结合必将产生伟大的人物。在魏晋时期,从历史文化背景到艺术本体的自身需要出发,必然要出现一些伟大的艺术家,绘画出现了顾恺之,书法出现了王羲之。王羲之的出现体现了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但王羲之的出现,不仅是时代的偶然性,王羲之的出现也有他自身的必然性。

二 王羲之书风形成所折射的艺术精神

王羲之(公元303361),字逸少,原籍琅琊临沂人,西晋渡江后居会稽山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对他一生的  思想和艺术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叔父王●。他接受叔父的教导,深怀儒家治国平天下、行仁政的思想。由于东普统治阶级的腐败和无所作为,王羲之一生他经忧患和苦闷,促使他从玄学、书法中寻求解脱,王羲之行为怪诞,不构小节,东床坦腹被太尉郗鉴招为佳婿,这无目的而又合目的的人生正是王羲之书法的绝妙写照。这种对现实的失望,性格的怪诞和适意、洒脱的个性特征决定了他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他对现实的背叛,强调个性,反对束缚的精神。

而伴随着精神世界以探求理想人格本体为中心老庄之风的盛行,晋室东迁以后,晋人从自然山水中找到了美。玄学的意味,虚灵的胸襟,使他们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向外发现了自然的美。情深于生活,调合于纸上,这种内外宇宙的契合造就了晋代书法“出水芙蓉”的自然美。王益之初渡江南就有了终焉之志,会稽山阴,惠风和畅,优美的自然深深的吸引着他,“仰视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大自然的生鲜活意,契合着宇宙的万片生机。王羲之由衷的感到畅怀和眷恋。永和十一年(355)春,王羲之以疾病为由突然决定辞官,他的仕途在郑重而诚敬的传统礼教中字自我的宣告终结,而正是这种辞官归庶的隐逸生活成为他书风形成的催化剂。

在他誓墓辞官之后,便与东土士人游名山、泛沧海,他情不自禁的叹道:“我卒当乐死”!摆脱了狭隘的物资欲望和世俗的功利,而获得了精神上的最大解放和最大自由,表现出对于宇宙自然的一往情深。

《世说新语》称:“时人目王右军,飘若游云,矫若惊龙”。他的书法也随着审美意识的改变,向时综合众多前辈书家所提供的范式和手段,从带有汉魏以来的雄强、质朴的风格慢慢的迎合时风,向轻巧、委婉、自然的方向发展,把“妍丽”之风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而晋人的唯美、洒脱、放达成为他变革思想的最好明证。王羲之生逢其时,在书法的自然形态刚刚过渡到自觉形态时,运用最恰当的载体语言,使他能够最为有效的把握住书法的本体发展方向,使书法成为“写心、达意”的艺术,也正是因为有了令人的放诞玄远、超然绝俗,才成就了王羲之的“出水芙蓉”的书法之美。

三 王羲之书风的形成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启示

文化的传承是一代接一代的,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不是每个时代都能出现伟大的艺术家。回望当下书坛,沽名钓誉者有之,投机取巧者有之,笔法的简单和空乏,一味的从形式的角度对汉字进行夸张和变形,真正是“以丑为美”,使作品格调不高,意境全无,表现出浅薄的流行色彩,而这种现象必将阻碍书法的正常发展,而想真正成就自己的艺术,我想从王羲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一 把握时代的审美取向,洞悉当代文化的变革方式,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确立自己的价值取向,从风格的多样化和取法范围的的多元化来寻找前人所不曾做到和不曾注意的地方,找到适合于自我的个性语言及表达方式。

二 从自身出发,以平常的心态,树立正确的创作观念,不断丰富自己的学养,保持独立的品格及自由的思想,逐步积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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